最近一段时间,特色小镇成为一个热词,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都有一些提法和做法,各类企业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也纷纷有了动作。这种情况下,我认为更需要冷静,从国家治理的角度,逻辑自洽地梳理特色小镇的来龙去脉,认清特色小镇的当下现实意义。在这个众说纷纭的时间节点上,冷静思考有利于站在制高点上,形成舆论话语权、行业组织权和行为主导权。
早在二十多年前,我就关注特色小镇建设这个事关全局的枢纽。书架上的书刊是这一类,结交的朋友圈是这一部分人,对外公开发表的言论也与此有关。这不是说我有先知先觉。事实上,我有一个基本的方向性判断,治国理政的这盘大棋局,特色小镇是大问题,特色小镇是大战略,特色小镇是大国策。我所以有这样一个方向性判断,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常识认知。一是国内发达地区,都是特色小镇表现出色;二是国外城镇布局,都是特色小镇占三分之二比重;三是无序扩张中等以上城市的路径,同时造成了巨人跛足的“城市病”和“农村病”,事实证明此路不通。
我为什么说特色小镇是国家治理的战略转向呢?这与当前国内外形势有关。从国内看,经济新常态正在寻求一种战略再平衡状态,迫切需要补齐城乡差距、产业差距、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的短板。其中城乡差距是重灾区和主战场,七千多万绝对贫困人口,一亿多农村留守老人、儿童和妇女,随处可见的空心村和撂荒地……这些状况刺痛人心,要还历史欠债,给农业、农民和农村一个交待。我认为通过特色小镇这个空间载体,可以找到整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出路。从国际看,各国都在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矛盾、挑战和压力,这恰恰是一个战略转向的利好机遇。战略转向指到哪打到哪?当然是国内事务最薄弱的农业、农民和农村。办法是什么?当然是在特色小镇这个空间载体里,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,农民生活现代化,农村生态自然化。我经常说,特色小镇是“三农三生三化”。一些人对战略机遇的分析,偏离这个国际因素,实际上是文不对题的。
因此,今天热议中的特色小镇,从产业角度看都必须是大农业的定位。其他如文化、旅游、健康、物流等等名目,都必须依托大农业而演绎,不宜本末倒置。我为什么这么讲呢?因为特色小镇要解决的,是困扰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三农问题,农业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部门,直接关系农民收入、农村安定。大而言之,中国人的饭碗里要盛自己的主粮,粮安天下。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,必须自己养活自己。民以食为天,食以安为先。从这个逻辑出发,现在对特色小镇的认知是混乱的,在一片乱象中盲目定位,只会带来新一轮掠夺性破坏,造成农业更加困难,农民更加贫困,农村更加破败。我很担心,违背常识只会加剧不平衡、不协调、不可持续的状态,与国家治理的目标渐行渐远。
我建议,中央对特色小镇进行一次全党大调研,分东北地区、西部地区、东部地区、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等大的片区,先细致地听听县、乡镇的意见,再行决断。我认为,在国家治理这个层面,特色小镇要给九亿农民一个免于恐惧的将来,让他们就地城镇化,就近城镇化,带动共同富裕。这个思考,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产、生活、生态和生命。对于这样一个大历史观,许多人还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状态,人云亦云。我想说的是,没有农业依托的工业,到底能走多远?没有农民供给的市民,到底能走多远?没有农村支撑的城市,到底能走多远?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,对于这三个问题都保持了战略远见、战略平衡和战略定力。在我看来,只有具备这样一个宏观视野,才能理解特色小镇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战略转向。■
(作者为新常态智库研究院院长,中国投资协会创新投融资委员会专家组组长,徽商商学院名誉院长)